母亲上官云珠

上官云珠和姚姚

1969年1月初,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,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,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。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幺大事,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。一到上海,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。她在上音学习声乐,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,可是碰上文革,一切都成了未知数。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,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,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,掩上门,抱住我就哭了。

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。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,横七竖八,打满红叉。29室的房门,砸得像蜂窝,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。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(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)的妈妈,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,脑子有病,正常思维还未恢复,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。

那时候的母亲,人是半傻的,没有一点力气,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。其实哪有什幺班上,只是每天要到「牛棚」报到,在这里学习、劳动、写交代、受批判。那时妈妈的身体,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,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,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。

出事的前一天,妈妈又一次被传唤,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,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,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。妈妈不承认,他们就打,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。妈妈回到「牛棚」时,脸被打肿,嘴角流着血,目光呆滞,身体不停地颤抖。同被关在「牛棚」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,马上端来热水,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。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,只是不住地打哆嗦。

当天晚上回到家里,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。她哪里还拿得动笔,拿起笔来,又能写什幺呢?她实在害怕明天,害怕天亮。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,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。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。那一年妈妈48岁。

妈妈从楼上跳下,落在小菜场準备上市的菜筐里。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,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,已经没救了。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,连骨灰也没有见到。妈妈身后的一切,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。燕凯高大英俊,我一直视他为姐夫。多亏有了他,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。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,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,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,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,1970年3月8日,也因文革迫害,自杀身亡,年仅24岁。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,为中国天文报时準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。1971年深秋,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,上吊自杀。那一年他46岁。

文革初起,姐姐投身运动,为了表明立场,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,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。可是在当时,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。姐姐有一个「三名三高」的妈妈,还有一个「卖国主义」的爸爸,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,也是红不起来的。我和姐姐同母异父。她的父亲姚克,写过电影《清宫秘史》,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。

妈妈去世后,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「问题」,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,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。为了儘快办理手续,姐姐四处奔波。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,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。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。几天前我俩还相约,要患难与共,相依为命,可她突然就这幺走了。

(选自《黑五类忆旧》第六期,2010-10-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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